后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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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后工业经济(Post Industrial economy)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首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产业从“二、三、一”结构转到了“三、二、一”结构,增长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北京产业结构的变化现已具有“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特征,初步呈现出科技主导型和服务主导型的经济特征。
发达国家经济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从工业经济转变为后工业经济,即由以工业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我国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以“后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观察,认为“后工业经济”与其说是产业结构“升级”,倒不如说是某种“经济解构”。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不同,“后工业经济”结构不见得是一种“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而是某种越来越依存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完整的结构体系”。

后工业经济“解构”不同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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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是对后工业经济结构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判断;这种判断与“升级”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或差别。
首先,所谓“升级论”是以“演化论”的逻辑把后工业产业结构看作某种“进步”;而“解构论”则以“后现代主义”的思维看到经济中各部门比重变化背后的某种超常规的变化或断裂。
其次,“升级”通常被看作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果。根据这种解释,当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高度后,人们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比重相对减少,而对奢侈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所以工业部门的比重下降。然而发达国家大量的消费品进口表明,工业部门的比重下降不能完全归因于需求的减少,而是生产基地被部分地转移到了国外。
再次,结构升级的概念表明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完整经济体系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而“解构”则意味着独立的经济体系的某种解体或结构性破坏。当经济全球化使各部门之间的关联断裂时,何谈结构升级?
“经济解构”过程的推手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它的基本动因是资本的国际流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之间竞争战略的转变主导了这一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经济的经济“解构”过程也深深地冲击和改变了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例如,我们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卷入了这个过程,也变得“扭曲”了。
“解构”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提倡的一种思维方法,即以某种颠覆性的、超常规的思路看待某种现象或变化。解构的方法与结构主义相对立,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它反对机械地将万物简化为特定的模式和公式;不是把理性、逻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而是主张超越理性的定式。
用这种方法观察后工业经济的产业结构,我们也可以超越“进化论”惯常思维逻辑,不是用“高级”和“低级”的区别来看待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而从它转变过程的“非常规性”观察它的历史独特性。例如,战后的国标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环境和资源条件的限制、金融体系的巨变等等。
近年来,很多关于产业结构的分析,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各个部门之间比重的变化上。但这不过是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方面,而且是表面的现象之一。单凭这一个方面,我们很难断定它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例如,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经济体服务业的比重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就占相当高的比重,甚至比发达国家还高。但这不能说明它的产业结构一直都比发达国家更“高级”。因为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首先就决定了它作为转口贸易、金融中心、“购物天堂”等优势;而农业和工业不可能占很高的比重。这种“特例”说明决定经济中各部门比重的原因除了一般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外,还有其他原因。
判断产业结构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被很多人忽视了。产业关联产业结构存在的基础。假如部门之间毫无关联,产业结构就无从谈起,无论各个部门之间的比重是什么样。产业部门之间关联的基础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分工”:每一个部门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各个部门的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经济体系内的产业结构。部门之间的依存越紧密,产业关联度越高。反之,当一些部门不再依赖于另一些部门而能够生存和发展时,各个部门之间的比重不再构成彼此依存的整体,就出现了经济“解构”。
产业部门之间的紧密关联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都十分明显:例如“男耕女织”的结构体系,或者“农、轻、重、服务业之间的互为条件”。但是当“后工业经济”形成以后,我们看到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下降了。它变得越来越与经济体以外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联系紧密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是独立的经济体系,而是变成国际分工,或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部分。

后工业经济发达国家经济“解构”与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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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经济的“解构”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早在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全球化就出现了,但在“后工业经济”时期“经济解构”才变得十分明显。我们要理解这个过程,至少要理清两个问题:一是资本流动的规律;二是1973年以后工业资本生存空间的变化。

后工业经济资本流动

所谓资本流动,就是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流动的规律。因为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在不同的部门,利润率却不同,资本总是倾向于向利润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为了寻求更有利可图的生存空间,只要条件允许,资本就会越出国界在更大范围发展它的势力。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国际流动的结果。
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资本国际流动的“高潮”,每一次都引起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每一次都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的全球化表现为殖民主义。欧美一些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掠夺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和进行不平等的贸易。在强行的“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而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和广阔的市场,以满足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由于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强制占领的市场,工业资本在发达国家迅速积累,围绕制造业产品的生产逐渐形成了农、轻、重、服务业全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时,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的焦点是对殖民地的争夺,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
二战以后,“共产主义阵营”的出现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使得“国际分工”主要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因此具有“地方全球化”的特点。这个时期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贸易和投资,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来说只是通过贸易和政治力量,提供原料、能源和初级产品。作为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资本在发展中国家赢利受到很多限制。相反,发达国家之间,由于战后的经济建设和政治上的相互支持,为资本的“国际化”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机会,所以更大量的工业商品贸易和FDI实际上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意味着“经济解构”已经开始。但由于战后经济实力差别,发达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是“追赶”。经过经济重建和大约25年的“黄金增长期”,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实力上从“合作伙伴”变成了竞争对手。
1973年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促使资本向更大范围流动,“经济解构”进一步深化;这时,在发达国家范围内,工业经济发展到了“顶点”;而在发达世界范围外,资本流动的某些“政治障碍”消除。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吸引发达国家将工业资本转移,FDI向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扩展。

后工业经济发达国家的“后工业经济”过程

当时发达国家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说明“经济解构”过程不可避免:
第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变为“后工业经济”:产品生产在经济中的比重已下降到1/3左右;传统产品市场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拓展已临近边界。
第二,工业发展造成的全世界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以至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着“经济增长的极限”。接连的“石油危机”引发了难以克服的经济“滞胀”。
第三,经济的富裕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劳动成本普遍居高不下。
第四,“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后,各国金融市场解除了管制并实现了互联。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更容易以更灵活、更多样性的融资方式,在世界各地拓展他们的阵地。
第五,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崛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冷战”的结束,使资本向更大范围流动消除了政治障碍。
第六,一系列新技术的突破,美国率先进入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
以上一系列新变化带来的压力与机会都为发达国家的工业资本向新的空间转移准备好了条件。这一次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角是发达国家战后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他们制定新的战略,借助上述变化带来的一切便利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跨国资本一体化”经营,从而使发达国家经济迅速“解构”。
(1)70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之间跨国公司的争夺演变为几次大的兼并浪潮。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统计,1987-199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动总额中平均50%以上通过跨国公司的并购实现的。这表明,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已纳入更有势力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
(2)发达国家工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表1的数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本在战后的增长加速。1950年刚刚获得政治上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外国资本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到1998年已经达到21.%。1973年以后,发达国家取消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很多在国内发展遇到“瓶颈”的“传统产业”部门随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他们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和物质资源的优势,生产大量的制造业产品,转销到本国和其他国家。

后工业经济《北京经济发展报告(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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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蓝皮书指出,北京已经率先与全国其它地区进入了以服务型经济为主的后工业经济时代。
2006年以来,北京市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随着北京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突破7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70%,北京已经率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进入了以服务性经济为主的后工业经济时代。
蓝皮书还指出,北京率先于全国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并不是偶然的,这种跨越式的发展背后的深刻背景和原因。
1、北京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是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提升的必然结果。
从1998年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以来,直到2002年接近70%达到69.2%,服务业所占比重一直逐年上升,然而2003~2005年,第三产业比重有所回落,一直在70%以下徘徊,直到2006年,一举突破70%,达到71.3%。2007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达到71.7%。
2、北京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客观结果。
近年来,大规模的服务业跨国转移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趋势之一。一方面,世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及服务业态与经营模式的不断创新,促使服务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将一些低端的服务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来降低其服务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将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也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
北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跨国转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从1995年开始,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就已经突破了50%,另外,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在高端人才和科技知识方面的储备非常丰富,具有承接大规模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巨大潜力。
据统计,北京承接服务外包的产值大约占到全国1/3的比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众多“接包”企业,正在北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以华道数据、爱诺新泰等为代表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以九五太维为代表的呼叫中心,以康龙化成为代表的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企业,以和声创景为代表的创意设计外包企业等。

后工业经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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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于1973年在其开创性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他从社会演化的角度,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化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他认为,后工业社会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在经济方面,由产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从职业分布看,专业与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从核心原则看,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从未来发展方向看,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从决策制定看,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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